作者：張伯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文學院院長)

談及古典戲曲，普通讀者可能要問：我們今天的生活距離古典戲曲那么遙遠，為什么要讀、要看、要研究古典戲曲?我們從古典戲曲中能欣賞到怎樣的美，體悟到怎樣的古代世界?日前，當我讀罷《中國古典戲曲名作十講》一書，不免發(fā)出一聲感嘆：戲曲藝術是真正的大眾藝術，古典戲曲對人們精神世界的滋養(yǎng)歷久彌新。

作者寧宗一開篇便告訴讀者：“假如說文學是對生活的描述，電影是世界的窗口，那么戲曲便是社會的模型。”不錯，社會的模型。它不是置身事外的描述，不是憑窗觀望的審視，它是彌漫著人間煙火，流動著世故人情的模擬人生。寧宗一認為，戲曲不同于一般文學的特點就在于，它將藝術本身與現(xiàn)實人生置于同一時空。從這個意義上說，戲曲永遠是活的。這本“大家”寫的“小書”就是把古典戲曲活靈活現(xiàn)帶到我們面前，又牽引著讀者走到戲曲中去。

《中國古典戲曲名作十講》的十個專題里，有四個是談關漢卿作品的，大概在作者的虛擬社會關系里，關漢卿是他的鄰居或者摯友，作者總覺得在關漢卿身上可說的話最多。寧宗一談關漢卿，不是像一般文學史類的書一樣講他的文學修養(yǎng)、講他作品的文學水平，而是真真實實把我們帶進關漢卿的劇目里去感受劇本所營造的社會氣氛。寫《竇娥冤》那個關漢卿，跟他塑造的不畏權勢、不屈服于命運的竇娥一樣，是一位當仁見義、直面人生悲劇的勇士，“一個手無寸鐵，只有一顆頭顱一管筆的劇作家，表現(xiàn)出崇高的義憤和勇敢”;寫《單刀會》的關漢卿，則是一位舞臺調度的高手，他巧妙地在戲的前兩折安排喬玄和司馬徽先后出場，通過他倆與魯肅不同的對話方式來反襯關羽的聲勢，輪到關羽出場時，我們幾乎聽得到那高亢笛聲伴奏下的震耳聲腔;寫《玉鏡臺》的關漢卿，在劇中人溫嶠的社會中周旋了一圈，發(fā)現(xiàn)《世說新語》的原作故事無法代入真實的世情，他一定要把有血有肉有愛憎的劉倩英帶到溫嶠面前，在困局難解時又把古代筆記中反映的他人干預的殘酷現(xiàn)實搬過來，增加了故事的悲劇性;寫《謝天香》的關漢卿，卻已經完全不顧區(qū)分戲曲與人生，真的把自己對人生的痛切融入了戲文，譜成了曲調。寧宗一在“《謝天香》雜劇別解”這一篇里匯聚了他對關漢卿全部的心靈解讀——“他的劇作整體是一部形象化的心史”。當謝天香一句“一把低賤骨，置君掌握中;料應嫌點涴，拋擲任東風”吟出，如同對以上四部關劇社會層次和人生遭際的巨大跨度畫了一個句號。

這本書里，寧宗一筆墨用得較多的另一主題是《西廂記》的來龍去脈。一般讀者對張生鶯鶯故事的了解，可能更多得自地方戲曲：豫劇的《拷紅》、京劇的《紅娘》、越劇的《西廂記》甚或是邵氏公司的戲曲味兒故事片，因此如果讀到唐傳奇《鶯鶯傳》的時候難免大吃一驚：原來人物跟通行演出的戲曲大相徑庭。普通讀者可能更少有人知道，從元稹《鶯鶯傳》到今天流行版本之底本的《西廂記》，其間還有一部至關重要的《董西廂》——產生于宋金時代的講唱本《董解元西廂記》。寧宗一作為戲曲小說研究專家，對這幾種文本之間的流變了然于胸，他覺得有義務把作品藝術性和思想性的重大轉變幫讀者梳理清楚。于是，就有了書中跟《西廂記》有關的兩篇文字：《西廂記》文本蝶變過程的文化考察以及《西廂記》與《牡丹亭》愛情描寫境界的異同對比。作者對《鶯鶯傳》以后歷朝歷代鶯鶯故事的嬗變梳理，令人嘆服。他不僅講清了各個體裁在構成方式和人物情節(jié)方面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對每部作品都濃墨重彩地分析其思想性，既帶領讀者走入戲曲現(xiàn)場，觸摸戲曲表現(xiàn)的感受力，又叩擊我們的頭腦，提醒我們從歷史角度，用更開闊的視野，對幾個作品中的張生和鶯鶯以及杜麗娘做出有思想深度的評判。讀到《西廂記》這兩篇的時候，全書篇幅過半，也正是高潮應該到來的時候。寧宗一在此展露出了他的另一張面孔——行走在戲曲社會中的思想學者。

學者未必都居住在象牙塔里，寧宗一始終沒有忘記“中國戲曲是一種平民文學”。在評說洪昇的《長生殿》改編問題時，他再次強調：“如果說小說是人的生命旅途的一面鏡子，我覺得不應該忘記，戲劇是世界的模型這樣一個基本的特點。正因為如此，一切優(yōu)秀的劇作家總是切近現(xiàn)實的，他不可能離開現(xiàn)實過遠。洪昇正是如此。布萊希特說過這樣的話：‘戲劇只有參與了建設世界這一工程，才能在舞臺上塑造世界。’我覺得他的理解是正確的，這也是我們探討《長生殿》所要把握的一個重點。”在這本書的后幾篇文章里，寧宗一一再向我們傳達他的哲學思考，這與他多年從事美學思想史研究的經歷分不開。他用十講專題帶我們走上戲曲舞臺，引我們感受離合聚散，更時時叩問我們：何以如此?于是，我們在戲曲人生的漫游中也不知不覺走上了思想之旅。寧宗一告訴我們：明代以后，作家哲學意識自覺強化，這在洪昇身上表現(xiàn)得十分突出。洪昇主體的哲學意識，就是樂極生悲，就是人們在困境中、在壓抑中很難避免產生的色空觀念。洪昇把民間那種樸素的哲學意識自覺地加以強化。這里說的是洪昇，卻讓我們不由得也想起了作者討論的湯顯祖。在比較《西廂記》和《牡丹亭》時，作者明確指出：后者比《西廂記》高出來的，就在于歷史哲學的高度。

翻閱這本薄薄的小書，時時能感受到寧宗一的愉悅——品讀古人留下來的一本本戲文，不僅毫無艱深枯澀可言，而且能享受遨游其中的美妙。就像書中引述汪曾祺的一句話：“西方古典戲劇的結構像山，中國戲曲的結構像水。”于是我們自然聯(lián)想到了寧宗一小說史家的身份：他從古典小說和戲曲中體味出了同樣的水的質感——那種超越時空局限，超越事件邏輯，超越關系形態(tài)的流動不居的自由，那種意在言外，互文見義，縱橫恣肆，水乳交融的會意美感。寧宗一的理想是，建立戲曲小說融合的一部藝術史，讓兩種藝術形式不僅從外顯而且從深隱層次得到全方位的觀照。這個理想，不僅是今天文化史研究的一個方向，更是貼近新時代普通讀者對中國古典藝術真切感受的心靈之聲。

《光明日報》(2024年12月28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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